——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China's Service Trade Export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ravity Model
李恒 LI Heng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蚌埠 233000）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00，China）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为了进一步探究制度距离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效应，文章利用2009-2016年中国对34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出口贸易数据，建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引力模型并在其中加入制度距离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各种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不尽相同；各制度距离中，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程度最为显著的是贸易自由度距离。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增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量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volume of trade in services has grown rapidly.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China's service trade exports, the article uses China's service export trade data for 34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2009-2016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export gravity and incorporat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institutional distances on China's service trade exports is not the same; among the system distance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service trade exports is the degree of trade freedom.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increase the export volume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关键词：制度距离；服务贸易出口；引力模型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distance；service trade export；gravity model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9）22-0102-03
0 引言
在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多年位居世界前列的背景下，中国对服务贸易的关注程度愈发提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以及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商业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国服务贸易额几乎年年上涨。根据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7130亿美元，相比较1993年的226亿美元增长了将近35倍，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为7.71%，其中服务出口额2015年达到了2882亿美元，相比2014年增长了29.7%。伴随着信息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虽然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日益增长，但是中国服务贸易收支逆差仍然是居高难下，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更是达到1971亿美元，这也与中国商品贸易顺差和整体贸易顺差形成了鲜明反差。不难看出，相对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中国的服务贸易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服务贸易起步比较晚，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业在国家总产值中占的比重必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服务出口贸易逐渐成为了研究热点。戴翔（2013）运用增长边际分析法，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份额分解为价格、种类和数量[4]。许和连和成丽红（2015）则认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仍以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为主[5]。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成为研究双边对外贸易的常用分析工具。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决定因素实证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理论基础也越来越完善。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拓展主要体现在研究区域经济合作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上，近期人们开始通过添加制度质量指标来考察各国国内制度因素以及制度趋同对双边贸易的影响。通过应用引力模型的研究发现，各国制度的优劣对双边贸易有显著影响，制度相似的国家间贸易量较大。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增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扩展标准模型或是对标准引力模型的解释变量进行修正，如Leamer（1974）引入人均收入变量、Grunfeld和Moxnes（2003）引入贸易限制指数变量、Kimura和Lee（2004）将语言、国家地理距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因素考虑进引力模型中。Francois（2001）则对模型进行修正，选用双边国家人均GDP和绝对距离作为解释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引力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制度距离最早是由Kostova（1996）提出来，她把制度距离定义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1]。西方学者则主要是从制度距离视角研究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Gaur，2007；Schwens,2011；Salmon，2012；Jongmoo Jay Choi等，2014)，将制度距离引入引力模型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个新领域[2]。潘镇（2006）认为一些难以直观看见的贸易成本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完善的制度和制度差异导致的[6]。魏浩（2010）在研究制度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时，也将制度因素加入到引力模型中进行考察[7]。可见，中国对外贸易不仅受传统的经济因素影响，制度因素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然而，现有的文献研究还停留在对国际投资和货物出口贸易的研究中，从具体的服务贸易出口数据来研究该问题的文献是少之又少。本文将制度距离引入到研究中国服务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中，采用2009-2016年间中国对34个国家出服务口贸易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衡量制度距离的各指标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1 模型设定及变量含义
鉴于本文的探究方向，必然会在基本引力模型中加入测度制度距离的各项指标。本文所选取的制度距离指标主要包括Business Freedom（BF）、Trade Freedom（TF）、Fisical Freedom（FCF）、Freedom from Goverment（G）、Monetary Freedom（MF）、Investment Freedom（IF）、Finansial Freedom（FF）、Property Rights（PR）、Freedom from Corruption（FC）、Labor Freedom（LF）十个指标。本文制度距离主要通过计算两国在各个指标上得分之差的绝对值，最终设立如下扩展的引力模型，作为研究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计量模型：
■
■
其中，被解释变量EXPcjt表示在t年中国对j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α1、α2、α3、α4和β均为待估参数，Ucit为随机扰动项，Xit为各制度距离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GDPct（t时期中国的名义GDP总量）、GDPjt （t期贸易国j的名义GDP总量）、DPGDPcjt（t期中国和j国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之差的绝对值）、LnDIScj（中国和j国之间的距离） 、DBFcj（中国和j国在企业运营自由度上的制度距离）、DTFcj（中国和j国在贸易自由度上的制度距离）、DFCFcj（中国和j国在财政自由度上的距离）、DGcj（中国和j国在政府自由度上的距离）、DMFcj（中国和j国在货币政策自由度上的距离）、DIFcj（中国和j国在投资自由度上的距离）、DFFcj（中国和j国在金融自由度上的距离）、DPRcj（中国和j国在产权上的距离）、DFCcj（中国和j国在廉洁自由度上的距离） 、DLFcj（中国和j国在劳动自由度上的距离）。
2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从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获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从WEO数据库获取各国的GDP和人均GDP。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R2和调整后的R2均达到0.9以上，说明模型和数据之间存在较好的拟合关系，并且除LnDIScj和DLFcj外其它解释变量均达到较高的显著水平，表明扩展的引力模型可以较好地反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的决定。利用LLC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对面板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三种种检验均显示P值不超过1%，说明没有伪回归现象。
综观表2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
①从LnGDPct，LnGDPjt，LnDPGDPcjt和LnDIScj四个变量回归系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进口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大小与中国和其他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中国与进口国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呈正向关系，而与进口国之间的距离呈反向关系，距离越远，出口额就越小。这一结果不仅与我们预期一致，而且也符合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或地区主要为中国香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事实。
②贸易自由度距离DTFcj、财政自由度DFCFcj和投资自由度距离DIFcj系数符号均为负，表明中国与进口国在这三个自由度方面的差异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着负向影响，距离越大，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额越小，距离越小，出口额则越大，与我们预期一致。我们发现DTFcj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中国进口国对外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影响最显著。而货币自由度距离DMFcj和金融自由度距离DFFcj系数均为正，表明中国与服务进口国的货币自由度距离和金融自由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促进作用，这并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从2010～2016年7年间货币自由度分值排名总是徘徊在所有进口国的后三位，而金融自由度分值始终保持30，且所有服务贸易进口国的这一得分都比中国要高，因此货币自由度距离DMFcj和金融自由度距离DFFcj系数均为正反映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更偏爱较高的货币政策自由度。
③政府的开支距离DGcj符号均为负，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并且DGcj系数-0.00852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支出的开支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抑制作用，及距离越大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将减少，距离越小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将增大；对于企业运营自由度距离DBFcj和劳动自由度距离DLFcj变量，从实证结果来看，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这两种制度距离样本数值比较小导致的。
④政府廉洁度距离DFCcj的符号为正，法律制度距离DPRcj的符号为负并与我们与预期一致，但是这两个指标的系数都不显著。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相对于不一样的制度差异都会产生反应，但作用机理却各不相同，在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和政府自由度上制度距离的增大会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量下降，具有负面影响；而在货币政策自由度，财政自由度和企业运营自由度上的制度差异越大则越有利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二者差异的扩大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积极作用。各个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总体效应体现了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总效应，与中国制度水平有差异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影响效应。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首先，研究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必然要将制度距离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因为影响服务贸易的因素不仅包括本文第三部分所讨论的资源因素和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同样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言之，各国的税收制度、资本管制制度、进出口政策、贸易壁垒以及市场开放程度都不尽相同，而这些制度差异会对服务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其次，由实证分析可清楚看到，不同类型的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产生的影响程度和效应都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所有制度距离变量中，对服务出口贸易影响程度最显著的是贸易自由度。
4.2 启示
服务型国际贸易公司在进行对外出口时，需要了解对方国家的制度环境并与本国的制度环境进行全方位比较，发现两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程度，尤其是当地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货币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与本国的差距，尽量选取与本国制度环境差异不大的国家进行服务贸易出口。对于中国来讲，为了进一步加深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服务贸易出口，就要继续开放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资本管制政策也应当适当放松。同时，也要健全国内的法制体系，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我国也需要加强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加强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改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服务贸易额。
参考文献：
[1]Kostova T.Success Of The Transnational Transfer Of Orgnaizational Practices With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6:9-21.
[2]Gaur A S and Lu J W.Ownership Strategies And Survival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Impacts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Experie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7(4):611-636.
[3]Francois, 2001, The Next WTO Round:North-South Stakes in New Market Access Negotiations [M].Adelaide: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4]戴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数量、价格及种类分解[J].国际贸易问题，2013（9）：101-110.
[5]许和连，成丽红.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转型吗——基于要素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01）：25-35.
[6]潘镇.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J].中国工业经济，2006（07）：45-52.
[7]魏浩，何晓琳，赵春明.制度水平、制度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来自全球31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验[J].南开经济研究，2010（05）：18-34.
[8]陈丽丽，龚静.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制度因素与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研究——基于49国之间双边服务贸易流量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4（11）：132-14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