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的分析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Bio-assets on the Bank Loan Cost of
Agricultural-related Enterprises: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Eco-environment
王志斌 WANG Zhi-bin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苏州 215008）
（Su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Suzhou 215008，China）
摘要：生物资产是涉农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生物资产在理论上可以作为抵押品向银行申请贷款，降低涉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使银行下调贷款利率，增强涉农企业的信贷融资可获性。而不同的金融生态环境会对信贷市场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通过促进生物资产抵押合同的成立而间接影响涉农企业的信贷成本。
Abstract: Bio-assets is an important asset of agricultural-related enterprises. Bio-assets can theoretically be used as collateral to apply for loans from banks, redu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agricultural-related enterprises and banks, promoting banks to cut lending rate, and enhancing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 financing for agricultural-related enterprises. But the different financial eco-environmen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credit market. A good financial eco-environment can indirectly affect the credit cost of agricultural-related enterprises by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bio-assets mortgage contracts.
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生物资产；银行；借款成本
Key words: financial eco-environment；bio-assets；bank；loan cost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9）25-0096-03
0 引言
生物资产是涉农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也是企业与农业、农村和农民建立纽带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并要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创新金融支农产品和服务。
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6次关注“三农”发展，都有提到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要积极引导各类资金投向“三农”领域。据中国银保监会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涉农贷款余额为33万亿元，同比增长5.6%。这足以说明，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银行投向涉农领域的资金在增加。但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由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等原因，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刘小玄，2003）。更由于涉农企业信息不透明，银行等部门为了降低贷款风险，往往会实施信贷配给（王静等，2011），要么提高银行贷款利率，要么索性不发放贷款。因此，涉农企业是否真能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应该打上一个问号。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的深入改革，金融生态环境在不断优化，这为涉农企业获取更多的信贷融资提供了有力的环境条件支持。因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有效防止金融生态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徐诺金，2005），有助于减轻政府干预对资金配置的扭曲并约束资金使用者的道德风险（李延凯和韩廷春，2011），因此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魏志华等，2014）。
1 文献回顾
已有文献针对企业银行借款成本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企业内部微观变量，如审计意见（魏志华等，2012）、内部控制质量（陈汉文和周中胜，2014）、广告宣传（刘海明和曹廷求，2015）、政治关联与信息披露质量（吴明礼和戴荣波，2015）、会计稳健性（李豫湘等，2015）、高管学术经历（周楷唐等，2017）、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范璟，2018）等，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考察这些企业内部微观变量对所获银行借款成本的影响；二是引入企业外部的宏观变量，如货币政策（李志军和王善平，2011）、金融生态环境（魏志华等，2012）、制度环境（李豫湘等，2015），考察宏观变量对银行借款成本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目前为止，还没有文献从生物资产视角来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对涉农企业银行借款成本的影响。
2 生物资产抵押贷款效应分析
根据Stiglitz and Weiss（1981）的研究，企业与银行之间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这使得银行不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很难为自己的贷款业务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就导致信贷市场经常出现信贷错配现象。这也使得在贷款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银行可能会面临企业签约前机会主义行为，即逆向选择问题；此外，银行也可能会面临企业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即道德风险问题。前者主要指潜在的债务人要比潜在的债权人更了解自己的情况，当债权人提高贷款利率以对抗潜在风险时，那些自身信用情况比较差的债务人会更乐意接受，而信用情况比较好的债务人则退出市场，如此往复，留在信贷市场上的都是信用不良的债务人。后者主要指债务人以追求私利为目标，通过诸如发放清算性股利、投资高风险项目或者放弃能获得净现值的项目等方式来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Jensen and Meckling，1976）。为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抵押品、签订限制性条款等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有效的方法。研究发现银行在信贷资源定价上具备显著的风险识别能力，对高风险公司要求更高的利率（申香华，2014）。因此，一个企业资产状况的好坏以及抵押品的多少会影响其银行借款成本的高低。
生物资产是涉农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标志性资产，也是涉农企业生产经营的对象，大部分涉农企业都有一定规模的生物资产。比如涉农上市公司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679）2018年末合并资产表中生物资产总额为1317917017.6元，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为1308447368.48元、生产性生物资产为8038139.64元、公益性生物资产1431509.48元，生物资产总额占总资产的比重为77.31%。依据我国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只要符合生物资产确认条件就应该确认为生物资产，并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虽然我国《担保法》（1995年）和《物权法》（2007年）都没有将生物资产直接列为可抵押资产范围，但也没有将生物资产列为不可抵押范围，且《担保法》（1995年）第四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林木主管部门为林木抵押登记部门。《物权法》（2007年）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这说明生物资产在我国是可以进行抵押贷款，且已经形成了包括“银行+保险+企业”、“银行+第三方担保+企业”、“银行+企业+农户”和浮动抵押四种生物资产抵押融资模式（杜静粉和吕德宏，2013）。即涉农企业的生物资产可以作为抵押品成为缓解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信号传递工具，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进而降低银行借款成本，增强信贷可获性，因此生物资产对于涉农企业来讲具有抵押贷款效应。
3 金融生态环境对生物资产抵押贷款效应的影响
生物资产在法律上和理论上是可以作为抵押品来缓解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银行信贷风险，进而降低银行借款成本，但实际操作中借款人的生物资产抵押融资意愿并不高（罗鹏，2015）。虽然政府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支持生物资产抵押融资的政策，但生物资产抵押融资还处在探索发展初期，还不具备普适性（杜静粉和吕德宏，2013）。浏览统计236家涉农上市公司2018年度年报后发现，目前只有平潭发展、福建金森、牧原股份、天山生物、威龙股份、康欣新材和永安林业等7家涉农上市公司公布了生物资产抵押贷款信息，只占85家公布生物资产数据的涉农上市公司的8.24%。
生物资产抵押贷款效应不明显的原因可能在于：①生物资产具有自然增值性，如母猪产仔猪、果树长大结果、林木长大成材等，而生物资产自然增值信息的披露一直是会计理论和实务界的一个难题（王乐锦和綦好东，2008）；②生物资产自然风险高，如农作物和水产品的生长繁育易受自然灾害天气的影响，牲畜的生长会受到疫病的影响等，这使得生物资产抵押的不确定性比较大；③生物资产的生长具有自然规律性，比如果树苗一般要生长几年才能挂果，而且还分大小年，这势必会增加生物资产的不确定性；④生物资产的盘点与价值评估比较困难，如生长在水里的鱼虾，只能采取抽样盘点的方式进行估计，很难得出一个精确的数据。因此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融资模式。
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概念，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与金融环境问题。依据最近一期报告《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13-2014）》，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有四个，一是地方政府债务和政府治理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二是地区经济基础，三是地区金融发展、四是制度与诚信文化，每个指标下面又分多个细分指标。结果显示，我国不同地区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比如深圳的综合得分为0.746分，是247个城市中最高的，而宜宾的综合得分只有0.367分，是247个城市中最低的。从地区来看，长三角的综合得分最高，其次是珠三角，再次是环渤海地区。同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据2018年中国工商银行年报显示，其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86%、1.47%和2.16%。可以看出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银行信贷市场风险的确是存在差异。
从现有金融生态环境理论来看，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表现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比较小，经济发展基础比较坚实，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各类市场主体诚信经营、遵守契约规则，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结构的服务水平更高，且专业化业务能力更强，这更有利于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开发更加适合本地生物资产特征的抵押贷款产品，使得涉农企业可以获得利率更低的银行贷款，而在差的金融生态环境下，正好相反。因此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放大涉农企业生物资产的抵押贷款效应，让涉农企业更加容易获得生物资产抵押贷款，贷款成本也更低。
4 结论与启示
从理论上来看，生物资产作为一项有形资产，具有自身价值，可以作为抵押品降低涉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有助于降低涉农企业的银行借款成本，增强信贷可获性，发挥生物资产的抵押贷款效应。而在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下，生物资产抵押贷款效应会得到进一步放大，让更多涉农企业获得生物资产抵押贷款，且成本更低。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要使生物资产的抵押贷款效应得到进一步充分发挥，进而缓解涉农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政府、银行和涉农企业三方共同努力。一是政府应采取一切措施努力改善本地的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尤其要提高制度与诚信文化水平。具体而言，在金融法治环境方面，应努力增强司法的公正性、提高司法效率和法院执行力；在政府诚信方面应减少政府对信贷投放的干预、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政府透明度和政策一致性水平；在社会诚信文化方面应加强地方征信体系建设，增强公民的诚信意识，推进诚信社会建设。二是银行应根据本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依据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与生物资产有关的金融产品，比如活体动物的抵押、林权的抵押等，充分发挥普惠金融作用，为涉农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三是涉农企业应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对生物资产进行会计核算，做好期末盘点、评估和审计工作，为银行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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