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ark Upgrading on Regional Economy
叶勤法 YE Qin-fa
（佛山市盈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佛山 518000）
（Foshan Yingsai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Ltd.，Foshan 518000，China）
摘要：产业园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目前我国产业园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升级。随着市场体系的日趋成熟、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以及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实现价值最大化是我国产业园区升级的客观要求。用园区企业价值总额和园区运营主体价值来衡量和考核产业园区发展水平，突破以GDP为核心的传统指标体系，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Abstract: Industrial park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powerful engin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park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it is urgent to upgrade. With the maturation of the market system,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model to the "capital of management", it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parks in our country to maximize the valu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dustrial parks with the total value of enterprises and the value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park operation, and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index system with GDP as the core.
关键词：产业园区；园区开发；产业升级；企业价值
Key words: industrial park；park development；industrial upgrading；enterprise value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9）25-0272-03
1 我国产业园区迫切需要升级
产业园区是指为促进产业发展而创立的特殊区位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肩负着聚集创新资源、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城市化建设等重要使命。产业园区是一个历史范畴。目前，根据世界商品经济、贸易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产业园区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产业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当时腓尼基人指定南部海港和北非殖民地迦太基为特殊的商业和贸易区，并为外国商船提供通道。1574年意大利在热那亚湾雷格亨港口建立的自由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园区”。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工业园区蓬勃发展，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我国自1979年设立蛇口出口工业区开始，产业园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产业园区形式多样，包括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科技园区、科技城、创业园区、现代物流园区等，经济特区、保税区、免税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截止2018年底，我国仅省级及国家级开发区已达2675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219家，国家级高新区168家，国家级自贸区12家，省级开发区2053家。以国家级经开区为例：2018年全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占全国的11.3%；实现财政收入1.9万亿元，同比增长7.7%，占全国的10.6%；实际使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金额占全国的20.4%；实现进出口总额6.2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占全国的20.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12531亿元，同比增长12.8%，占全国的25.4%；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达到9001亿元，同比增长21.2%；占全国的20.3%。可见，产业园区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工业园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它已不能满足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时代要求，必须要亟需升级。其中，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①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不平衡，由于认识和实践的偏差，产业园区发展初期主要强调制造企业的集中，服务业则天然缺乏，随着产业园区规模扩大，服务不足问题日趋严重；②产业与城市发展不平衡，很多产业园区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一哄而上跟风热点，因为得不到城市资源的相关支持，很大一部分工业园区的开发与城市的配套设施功能不匹配，成为孤岛，与居民区在空间上处于分离状态；③政府引导与园区自组织发展不平衡，我国产业园区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这导致园区管委会在社会建设方面职能有限，行业协会功能不能有效发挥，龙头企业难以充分发挥对区内配套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④经济与环境发展不平衡，为留住企业和拥有漂亮的GDP数字，一些园区放宽企业入园标准，忽视进驻企业的排污治污，严重损害当地生态环境。
产业园区发展不充分问题主要表现在：①空间利用不充分，许多园区土地利用过于粗放，甚至圈地发展房地产，造成土地空间的严重浪费；②集聚效应发挥不充分，多数产业园区在建设过程中过度追求大而全和短期效益，在追求企业数量集聚的过程中，缺乏整体规划和明确的产业定位，没有重视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之间的联系。与产业集群要求相去甚远；③创新系统发展不充分，目前许多产业园区还停留在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阶段，企业创新意识不强，与科研机构、高校合作不紧密，创业创新氛围不强；④区域品牌建设不充分，产业园区对于区域品牌的形成机理和内涵认识模糊，产业园区同质化严重，造成“千园一面”和重复建设，即使盲目打造的区域品牌也多数沦为形象工程。
从园区开发运营主体的盈利渠道看，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产业园区的收入仍然主要依靠地产增值。地产增值是指依附在土地溢价基础上的一种盈利模式，即通过建设工业厂房、物流仓库、办公楼宇、商业配套设施并以出租出售方式供企业使用，同时提供物业服务。这与传统的商业地产模式区别不大。随着近十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热起，土地增值的盈利能力远超很多行业的盈利水平。在这种模式下，园区运营主体更像一个有规划的地产开发商，获利能力非常的强大，财力积累雄厚，但此运营模式导致的问题很多，其前景堪忧。目前在A股中，有15家园区开发企业①，全部被划归为房地产板块，这是土地盈利模式的直接反映。以上海临港（600848）为例，2018年营业收入有94.1%来自房地产行业，仅有5.9%来自其他行业。这种以土地增值为主导的盈利模式，既是我国产业园区粗放型发展的结果，也是造成园区产业创新乏力、产业园区升级缓慢的原因。
为着力构建产业园区发展新体制，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国民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和促进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对国民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了提高开放经济质量、加大开放力度等五项建议。改革自治，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完善国内外政策。合作平台的作用，强化要素保障，资源集约利用。为顺应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要求，《意见》明确指出：支持区内企业开展上市、业务重组等；支持建设主体进行资产重组，调整和优化股权结构，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投资者；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级经济发展和建设主体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意见》为打造产业园区体制机制新优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功能、促进产业升级和拓展园区发展新空间提供了创新思路和制度框架。
2 园区升级的核心是提升企业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园区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是空间集聚所带来的正外部性。马歇尔（1890）认为集聚带来的专业化投入和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市场和企业技术溢出是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洛施（Losch A.，1940）认为外部经济、公共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向辅助工业提供生存前提和偶然性都是产生集聚的原因。熊彼特（1934）他认为创新不是均匀分布而是趋于群集。缪尔达尔（Myrdal G.，1957）认为产业聚集的原因是累积循环因果效应。钱学锋和梁琦（2007）认为集聚是社会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没有分工，就没有集聚。集聚的形成促进了分工利益的实现。胡安·阿尔卡塞尔等（Juan Alcacer，2014）认为集聚经济使新公司能够享受要素池的好处。波特（1990）认为，由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四大关键要素为基础变量、以机会和政府两个辅助变量构成的“钻石模型”，可以解释解释产业集群。
从产业实践角度看，产业园区是主动利用产业集聚规律以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产业园区对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是通过园区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经营活动来实现的，这种正外部性则根源于劳动分工体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亚当·斯密（1776）论证劳动分工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加速国民财富积累，首次提出劳动分工理论。而现实中的劳动分工水平受交易费用制约，当劳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时，分工就不再深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产业园区通过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可以加强企业间的协作、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劳动分工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产业升级。现实中的劳动分工体系及其演化过程异常复杂，而作为劳动分工结果的生产要素则相对容易辨识、总结和论证，因此在生产要素领域产生大量研究成果。卢卡斯（Lucas R. E.，1989）指出人力资本具有正外部性。内生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知识和智力将是人类未来发展将更多依赖的财富。在劳动分工日益深化的趋势下，波特（Porter M.，1990）认为不同生产要素对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截然不同（初级生产要素已不再重要，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专业生产要素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更具决定性和持久性），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远比拥有生产要素的程度重要，产业竞争力卓越的国家经常也是创造生产要素或提高必要生产要素的高手，政府在投资生产要素时应偏重初级和一般性项目，企业或个人更擅长高级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的创造。从要素演替角度看，周元和王维才（2003）认为开发区必须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要素驱动、产业主导、创新突破、财富集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一定阶段也可能衰退。李耀尧（2011）以开发优势是开发区的主要特征，可分为四个阶段：比较优势集聚、竞争优势集聚、创新优势集聚和财富优势集聚，对应的目标分别是成本最小化、市场占有扩大化、规模报酬最大化和科学发展内生化，我们还认为，中国大部分开发区都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少数开发区处于第三阶段或转型为第四阶段。
从绩效衡量角度看，产业园区刻意追求正外部性意味着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否定和突破，意味着市场价格信号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从而使得产业园区以及园区企业绩效评估变得复杂模糊，而不准确的绩效评估难免会造成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价的困难和低效。更严重的是，我国在评估和考核产业园区及园区企业时长期使用以地区生产总值（GDP）为核心的指标体系，如产值、增加值、投资额、税收、进出口额等。这些传统指标无法契合园区运营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本质追求，再叠加上不完全竞争市场，势必给产业园区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等各项工作带来一系列挑战，严重时甚至会陷入盲人瞎马的困境。其实，传统考核指标体系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根据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制定的，当时的情况是：市场体系处于培育和发展初期、资本市场发育很不成熟、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园区管理工作存在着浓郁的计划经济的思维倾向。经过40年改革开放，目前我国的市场体系已发育得比较成熟，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并且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加速发展和完善。新时期，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已转向“以管资本为主”，“房住不炒”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步入理性发展轨道，我国产业园区升级的方向是向财富集聚阶段迈进，应该充分认识并强调产业园区的财富创造职能，建立以园区企业价值、园区上市公司市值、园区运营主体价值等以价值为基础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价值的本质就是未来预期收入的折现值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指标体系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对经济主体的未来有充分的考虑，而且在空间维度上也综合考虑到正外部性，更有现实意义的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指标体系与企业经营和园区运营的动机高度契合。
3 产业园区运营向产业增值模式转变
以价值为基础的考核体系能够推进产业园区运营模式由传统的地产增值模式向产业增值模式转变。在产业增值模式下，园区运营主要包括：产业投资、中介服务、平台服务、公共服务。产业投资是指园区建立或控股专业性的产业投资机构，如天使基金、创投资本（VC）、私募股权基金（PE）等，对产业园区内各发展阶段的有潜力的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股权投资，促进企业成长并获取长期收益。中介服务是指整合产业资源、引进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向入园企业提供工商注册、法律咨询、人才外包、资源认证、技术中介、管理咨询、知识产权服务、融资服务、网络通信服务等全套产业服务，并向服务提供商收取适当佣金。平台服务是指组建专业咨询部门或专业化公司，自主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服务、市场营销服务、金融信贷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直接获取服务收益。公共服务是指响应并承接政府委托的各类政策性服务项目，并以政府补贴和税收奖励等形式获得收益。产业增资模式的核心是产业投资，它直接把产业园区运营收益与园区企业价值联系起来，有利于将产业园区的正外部性进行内部化和资本化，从而激励园区运营主体充分利用和强化园区运营的正外部效应和积累循环因果效应。我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拾阶而上的新阶段，实现产业园区运营方式由土地增值向产业增值转变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优化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及三者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制定和推出一系列旨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方针政策，使得创新已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核心，加之目前科技创新板已正式开板，从而为产业园区运营模式升级提供制度保障、市场基础和操作工具。以产业投资为例，产业园区通过自己控制的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向有潜力的入园企业提供资本、服务和技术，最后通过被投资企业价值增值获取遇股权投资相称的投资收益。借助这种盈利模式，可以帮助园区实现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可以激励园区运营商提升各类园区服务以便给入园企业创造更多“正外部性”，同时园区运营主体更加注重以企业价值为核心实现园区企业的优胜劣汰，从而推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这种以股权投资为有效连接手段、以园区企业价值增值为目标、以提高园区服务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园区运营模式，天然具有强烈的自我积累和循环因果效应，从而实现新时期我国产业园区的企业增值、产业增值和园区升级。目前我国日益发展和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则为园区企业和园区运营企业实现价值增值带来甚多机会。
注释：
①15家园区开发企业分别为：张江高科（600895，上海）、上海临港（600848，上海）、陆家嘴（600663，上海）、外高桥（600648，上海）、浦东金桥（600639，上海）、市北高新（600604，上海）、电子城（600658，北京）、空港股份（600463，北京）、中国国贸（600007，北京）、苏州高新（600736，江苏）、南京高科（600064，江苏）、长春经开（600215，吉林）、东湖高新（600133，湖北）、海泰发展（600082，天津）、高新发展（000628，四川），总市值为2544.35亿元，平均市值为165.62亿元，而125家房地产板块的总市值为20943.1亿元，平均市值为167.5亿元，园区开发企业总市值占房地产企业总市值的12.1%，企业平均相差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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