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ion on the Direction of Urban-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ree Function"
姚秀利 YAO Xiu-li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南京 210036）
（Jiangsu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Nanjing 210036，China）
摘要：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例，对城乡空间转型普遍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城乡空间转型普遍面临用地低效扩张、碎片化严重、空间结构松散、乡村空心化等突出问题。城乡整体空间转型重点在于调控形成协调的城乡空间关系、有序的增长方式以及合理的空间组织模式。在空间转型方向上，应当顺应经济、社会、人地关系发展的动力相匹配，建立经济转型与生产空间转型、社会转型与生活空间转型、人地关系转型与生态空间转型的匹配机制，实现三大功能空间转型的协调推进和自主优化适应。
Abstract: Taki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commonly faced by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believes that the current urban-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generally faces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inefficient land expansion, severe fragmentation, loose spatial structure and hollowing out of the countryside. The overal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focuses on regulating and forming a coordinated urban-rural spatial relationship, an orderly growth pattern and a reasonable spatial organization model. In the direction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we should match 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human-land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 matching mechanism betwee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production space transform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living space transformation, human-land relationship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space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 the coordination and self-optimization of three functions spatial transformation.
关键词：三生功能；城乡空间；转型方向；先发地区
Key words: Three Function；urban and rural space；transformation direction；starting area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9）23-0041-02
1 城乡空间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先发地区长期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产业、人口、资本等要素的集聚与壮大对城乡空间扩张提供了强大动力，使得这些地区长期处于城乡空间快速扩张阶段。根据测算，近20年来珠三角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1%，按目前各市城市规划建设规模汇总，至2020年珠三角建设用地面积将超越土地总面积的30%[1]。
1.1 粗放低效的空间利用方式
判断地区空间利用方式是否粗放低效可以从两个指标来看，一是城乡建设用地的地均产出效益是否偏低，二是城乡建设用地的人均占有面积是否偏高。
城乡建设用地的产出效益方面，根据测算，2008年珠三角地区建设用地地均产出为3.5亿元/平方公里[1]，2010年苏南地区城镇建设用地的地均二三产增加值为3.58亿元/平方公里，相当于东京都市圈、大巴黎都市圈地区的15.5%和15.7%，与国际知名城镇密集地区的地均产出效益存在较大差距。
1.2 整体分散下的空间连绵化
叶玉瑶[2][3]等研究发现，珠江三角洲的城乡建设用地分布在整体表现出分散化的特征，且分散化程度明显高于人口、经济等其他要素，通过对空间斑块的分析，结果显示珠三角建设用地紧凑度趋于变小，表明整个区域的建设用地斑块形状越来越复杂，空间形态越来越凌乱，空间格局趋于分散。斑块层面的分散化，其实质反应出了建设用地地块的破碎化，表明建设用地集聚水平不高，建设用地布局散乱。
根据统计，长三角部分县市域范围内镇、街道、开发区、农场一级的行政发展主体普遍在10个以上[4]，这些发展主体本身有着强烈的发展需求和意愿，其中以工业空间对各发展主体空间扩张的推动作用最大。开发区、乡镇、村庄等空间发展主体已经成为推动先发地区城乡空间不断扩张、碎片化的强大动力，在现有的行政考核机制下，很难能够单纯通过市场机制或规划调控来达到引导这些空间发展主体走上集约紧凑的空间发展道路。
1.3 城镇空间“结构松散化”与“形态拼贴化”并存
赵莹在研究大都市区城市空间结构绩效时曾指出“城市规模的扩大是渐进的，而渐进不会导致空间的结构性嬗变[5]”，反之，如果城市空间始终处于快速扩张过程，则将阻断城市空间结构渐进优化的进程，使得城市用地开发松散，土地利用效率低，各功能主体发展不明确。而当结构松散化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相搅合在一起，则又加剧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孤立状态，从而形成了空间形态的拼贴化状态。
1.4 乡村聚落空间的集聚化与空心化并存
乡村聚落空间的集聚化过程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彻底完成了乡村聚落空间向城镇空间的转化，这一类型主要集中在城郊型村庄；二是一些村庄走上了乡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的道路，在空间形态上则表现为聚落空间不断扩张；三是受诸多因素影响，多个乡村在行政上实现了合并，在空间上实现了集聚。“空心村”聚落形态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产业转移、人口流动、农村资金积累是村庄空心化的物质条件，同时基础设施条件的差异性和居民生活观念转变为“空心村”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根据抽样调查，在苏南一些地区大约有70-80%的村庄不同程度地存在季节性村庄空心化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村庄出现处于彻底空心状况。
2 不同价值导向下的城乡空间组织模式
近年来，城市规划作为整合、调控、引导城乡空间组织的权威媒介，正在担负起了综合评估和平衡各种影响城乡空间组织的关系，并将具有明确价值判断导向的思维方式物化、固化到相应的城乡空间组织模式之中，并通过规划予以实践，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价值导向下的城乡空间组织模式。
2.1 城镇空间主导的片区化组织
追溯片区化空间组织的理念不难看出，它体现了多中心、组团化、功能分区的城镇组织思路。这种城镇组织思路之前更多地出现在地级市市域规划中，而在县（市）域空间层面上则这种城镇组织思路演化为对城镇空间、乡村聚落空间、生态空间的组织，并以片区化的概念表现出来。
2.2 城乡空间等值的一元化组织
一元化城乡空间组织从城乡空间构成出发，摒弃了固有的城乡功能分工的认知定论，将城镇空间、乡村空间、生态共建的存在都收归到“人”对空间本身的适应与需求，统一安排生产生活用地，其中农业空间具有生产、环境、旅游、社会保障等功能，是功能空间而非乡村空间，实现了要素在空间的自由流动和组织。
2.3 生态空间主导的开敞化组织
城镇主导城乡发展，城镇空间主导其它空间构建的现实发展背景下，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开敞化城乡空间组织模式很难能够找寻到得以实践的机会。2000年以后，随着生态理念和生态分析技术被引入到城市规划领域，规划逐步摒弃了过分强调城镇空间在城乡空间组织中的主体地位，提出生态空间开敞布局、农业空间动态平衡，并以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作为基底，推动城镇空间的集聚发展。
3 城乡功能空间的转型方向
先发地区转型发展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人地关系三大转型行为，经济转型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生产方面，对应于城乡产业空间；社会转型主要体现人们的生活方面，对应于城乡空间领域则是城乡人居空间；人地关系转型主要体现生态环境方面，对应于城乡生态空间。产业空间（生产）、人居空间（生活）和生态空间则构成了城乡的基本功能空间。
3.1 经济转型推动城乡生产空间转型
生产空间转型存在“理想新城发展模式”和“产业外延扩张与内涵提升模式”两种，前者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代表，它充分考虑了与老城的关系，工业区实现了向城市功能的平稳转化；后者则是先发地区开发区常见模式，以产业区为起点，经过规模扩大，其它城市功能逐步填充，最后完成向城市功能的转型，属于起点低、成本高的被动转型。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从开发初期0.42的容积率逐步攀升到0.99[6]，过程中所完成的不仅仅是建筑面积的变化，还有从加工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再向城市功能的转化过程，工业用地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研发、商业、居住等用地比例则在不断提高。新产业空间既有政府推动的，也有市场自发形成，政府推动形成的新产业空间主要包括城市综合体、高铁枢纽地区、金融商贸区、创意产业区、文化艺术区、服务业集聚区等类型，呈现出集聚区化的特征；市场自发形成的新产业空间包括非正规经济空间、乡村手工业空间、特色旅游，具有分散、灵活、方便的特点，但需要予以合理引导。
3.2 社会转型推动城乡生活空间转型
城乡人居空间的转型更多地是如何协调居住空间与不同群体、城乡整体空间、设施配置、人居环境之间关系，更好地应对因城市化推进、科技进步、社会阶层变迁所带来的影响。生活空间转型应重点关注宜居生活品质的提升和社会群体的融合。品质提升方面，需要构筑多元化、人性化与不同阶层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体系将成为先发地区居住空间转型过程迫切需要补足的短板；促进社会群体融合，防止出现居住分异现象，需要政府加强对住房保障体系的干预力度，通过经济、政策、规划多种手段调和矛盾，消解分异现象，将成为今后先发地区众多大中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
3.3 人地关系转型推动城乡生态空间转型
随着人们对宜居环境品质要求的提高，对生态空间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强制性保护，还关注生态服务功能的合理利用。生态空间转型的核心在于实现对各类城乡生态空间资源的有效管控与修复。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和管理制度，保障生态空间体系的完整性。城乡发展的产业布局应减小对生态空间质量的影响，交通系统的建设也应尽量减小对生态空间的切割，同时利用交通干线建设生态廊道。加强生态空间的跨区域协调，完善生态补偿和协同共保制度，共同维护生态空间的完整性。对已经破坏的生态空间应实施积极主动的修复措施，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空间体系，充分发挥生态空间对生产、生活空间的支撑与保障作用。
3.3.1 生态空间利用
对于山体、湖泊、河流水系等生态空间，根据其自身地理特征、自身资源要素及城镇居民需要，合理开发其科普教育、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等功能，同时，利用其自身的景观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生态空间不同的地理区位及资源分布特征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在生态空间容量范围内合理控制游客数量，同时，应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设施，在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同时保障生态空间质量。
3.3.2 生态空间管控
加强对生态空间的保护，在城乡规划的区域规划、总体规划层面划定禁限建区，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在控规层面进一步落实绿线管理。管理制度上应建立生态控制线管理制度，保障生态空间体系的完整性。城乡发展的产业布局应减小对生态空间质量的影响，交通系统的建设也应尽量减小对生态空间的切割，同时利用交通干线建设生态廊道。加强生态空间的跨区域协调，完善生态补偿和协同共保制度，共同维护生态空间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珠江三角洲城乡规划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
[2]叶玉瑶，等.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2011（12）：2259-2271.
[3]叶玉瑶，等.国土开发密度三位综合评估，2017（1）：44-53.
[4]车前进，等.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特征及机制[J].地理学报，2011（4）：446-456.
[5]赵莹.大城市空间结构层次与绩效——新加坡和上海的经验研究[D].同济大学硕士论文，2007.
[6]邢谷锐，徐逸伦.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与特征[J].经济地理，2007（11）：932-936. |
